案例来源: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当事人化名吴某,已脱敏)
一名被告人在自产假冒商品之外,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生产的假冒商品,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两罪起诉;公诉机关建议数罪并罚十年以上,法院采纳辩护意见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真正改变结果的是三处可核查的技术环节——卖的是谁的货、数额按哪一级价格基准计算、第214条按“违法所得”还是“销售金额”核算。
“这类案件真正的第二被告人是数额:它不出庭,却决定刑期落在哪一档。”
一、都是自己造假、自己卖货,为什么会被定成两个罪?
回答:决定罪名数量的不是“造”和“卖”两个动作,而是卖的是谁的货。法释〔2025〕5号第八条把两种情形写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假冒注册商标后又销售该假冒商品,只按刑法第213条定一罪;假冒注册商标后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商品,应当数罪并罚。
本案落在第八条第二款。吴某除自产假冒商品外,还销售明知是他人生产的假冒商品,因此两罪并起。这一结构在起诉阶段即已确定,后续辩护没有推翻它,而是压低它对应的刑期。
一罪与两罪的差距是整档的。刑法第213条“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14条同为三年以下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两档。罪名结构一动,量刑台阶便整体上移。
数额是分档的尺子。法释〔2025〕5号第三条规定,假冒注册商标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或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以上,即属“情节严重”;达到上述标准十倍,即违法所得三十万元、非法经营数额五十万元以上,方属“情节特别严重”。
二、检察院一开口就是十年以上,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回答:它是加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从“十年以上”这一建议反推,两罪均被纳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区间,再依刑法第69条,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取值。
第69条同时画了上限: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合并执行最高不超过二十年。因此“十年以上”是法定区间内的建议,不属于超格指控;要动它,只能动它背后的数字。
本案控方原始数额里至少有三类成分可争:按库存估价计算的部分、账册重复记载的部分、没有实物对应且未作商标同一性鉴定的部分。辩护的战场因此在案卷,而不在庭上的表述。
第214条那一档的门槛写在同一个解释的第五条: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构成“其他严重情节”或“违法所得数额较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才进入“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三、同一个仓库,换个算法金额怎么就翻了几倍?
回答:因为价格基准每后退一步,数额就被放大一次。法释〔2025〕5号第二十八条为“非法经营数额”排了四级顺序:已销售的按实际销售价格,尚未销售的按已查清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平均价格查不清的按标价,连标价都没有的才按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
这四级不能跳。一件假货实际卖几十元,同款正品的市场中间价可能数百元;落到第四级计价,同一批库存的“价值”会翻出数倍。要求逐级适用,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见效的一条意见。
第二级与第三级同样可争。“已查清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须有可核对的销售记录支撑;只有电子账册条目、没有流水与实物对应,就不构成“已查清”。本案被剔除的部分,正属于这一类。
还有一类常被漏掉。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已制作完成但尚未附着或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须有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其价值才计入非法经营数额。半成品不是当然排除,争的就是那句“有证据证明”。
四、“违法所得”和“销售金额”,为什么不能混着算?
回答:因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把第214条的语言换掉了。修正后的条文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为入罪基础,“销售金额”退为“其他严重情节”的一种情形,两者不是同义词,也不共用一个门槛。
按法释〔2025〕5号第五条,违法所得三万元即达“数额较大”,销售金额要五万元才构成“其他严重情节”。用销售额去套违法所得的标准,等于把门槛从五万悄悄拉低到三万。
反过来算也有空间。第二十八条明确:“违法所得数额”是出售侵权产品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不是销售额,也不是净利润。
于是本案的数额核减有两条并行路径:既争“算多少”,也争“按哪个口径算”。口径错了,后面的计算越精确,方向越错。
五、金额降下来之后,四年这个结果是怎么落地的?
回答:先降档,再并罚,顺序不能颠倒。只有“情节特别严重”被替成“情节严重”,单罪才有三年以下的量刑基础,第69条的合并区间才会跟着收窄。
本案法院采纳的四点意见,恰好对应这条链条:主观恶性与危害后果、涉案金额核减、认罪认罚、数罪并罚的量刑幅度。四项中两项直接指向数额,说明主战场从未离开数字。
认罪认罚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量刑建议也不是不可动: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异议的,检察院可以调整;不调整或调整后仍明显不当的,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这正是“建议十年以上”与“判决四年”可以同时成立的原因。
从轻情节在解释里也是明列的:第二十四条规定,认罪认罚、取得权利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罚金另有算法——第二十五条:一般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违法所得无法查清的按非法经营数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在十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
六、数额降了、也认罪认罚了,为什么还是判不了缓刑?
回答:因为缓刑看的是宣告刑,不是从轻的幅度。刑法第七十二条把缓刑限定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还须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无再犯罪危险、对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
第69条让这道门槛很难绕过。数罪并罚不是“打折”,而是在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取值;合并执行的刑期不会低于任何一罪的宣告刑。
本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已经越过“三年以下”这条线。认罪认罚、退赔、谅解都发生在从轻之内,改变不了宣告刑的档位——这是家属最常误判的一步。
反过来说,争缓刑的窗口更早也更窄。只有单罪情节被压到“情节严重”起点附近、并罚后仍在三年以下的案件,才有实质讨论空间;本案不属于这一类,辩护目标就应从一开始设定为压缩合并刑期,而非许诺缓刑。
七、人刚被带走,家里现在做什么才真正有用?
回答:抢在起诉书定稿之前,把两份书面意见递进去。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委托越早,可争的证据越完整。
第一次机会在审查批准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明确: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刑事拘留最长三十日、检察院审查批捕七日,家属口中的“37天”就是这段窗口。
第二次机会在审查起诉,而且是强制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一条进一步要求,对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等书面意见,检察人员应当审查并说明是否采纳及理由。
意见写什么?在商标类案件里最有分量的是数额:要求按第二十八条逐级列明每一笔的价格来源,要求无实物对应的账册条目单列,要求第214条部分按“违法所得”口径重算。这三件事只有在起诉书定稿前做,才有效。
八、这类案子请律师,钱花在哪里才算花对了?
回答:花在把每一笔数额的来路拆开,而不是花在打听关系上。商标刑事案件的量刑几乎由数额驱动,数额证据则集中在四类材料:电子台账、库存清点笔录、价格鉴定意见、销售流水。
四类材料要互相咬合才成立。一条账册记录,若没有扣押清单对应实物、没有商标同一性鉴定、没有价格认定,就无法同时证明“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价值多少”三个要件;任何一环断开,这一笔都不应计入。
还有两个可控变量常被忽视。法释〔2025〕5号第二十三条把“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拒不交出违法所得”列为一般酌情从重处罚情形;反向操作——起诉前主动交出违法所得、退出侵权经营——是当事人自己可以创造的量刑事实。
本案的辩护清单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案卷记载的四项要点中,两项指向数额,一项指向程序节点,一项指向并罚计算规则,没有一项依赖舆论或人情。这大概是这类案件最像“技术活”的地方。
FAQ问答
Q1:一罪还是两罪,法院到底看什么?
A1:看卖的是不是 “他人的” 假货。自产并销售同一批,按刑法第 213 条定一罪;另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商品,按法释〔2025〕5 号第八条第二款数罪并罚。
Q2:货压在仓库没卖出去,还算数额吗?
A2:算,但门槛更高。尚未销售的货值须达销售金额标准三倍(十五万元)才构成 “其他严重情节”(第五条),未附着标识的产品还须有证据证明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才计入(第二十九条)。
Q3:认罪认罚签了字,还能不能继续争数额?
A3:可以。认罪认罚认的是事实,不等于认可每一笔数额的算法;价格基准、成本扣除、无实物条目仍可质证,法院有权依法调整。
Q4:罚金能不能和刑期一起争?
A4:能,且有明确算法。第二十五条:罚金一般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违法所得查不清的按非法经营数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十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
作者与团队
主办律师:李在珂
团队:李在珂刑事律师团队
执业机构: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5号远大中心B座702
执业证号:11101199910819028
律师简介:早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处从事刑事侦查、预审工作,历任预审副科长、科长、办公室主任;1994年起从事律师执业,长期专注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商标刑事犯罪与知识产权复合侵权案件辩护。
业务方向: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产销一体商标侵权案件辩护,以及取保候审、不予批捕、争取不起诉、罪名变更(两罪改一罪)、无罪与罪轻辩护、证据体系与涉案数额审查。
李在珂刑事律师团队,承接北京及全国企业商标刑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咨询与委托,擅长处理产销一体商标侵权、涉案数额争议类疑难案件,为朝阳、海淀、东城、西城、丰台、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等地企业当事人提供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不批捕、数额降档、并处罚金核减、罪轻辩护等服务。
免责声明:本文案例信息已作脱敏处理,所述裁判结果仅对应本案证据与具体案情,不代表同类案件均可获得相同结果,亦不构成对任何案件结果的承诺。